流行文化是社会文化和思潮的显性表达，可以深入且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的意识形态认同，尤其易和青年群体产生情感层面的交流。近年来，流行文化的发展日益兴盛且日趋成熟，商业属性增强，经济效益凸显，对青年公众心理的捕捉更加精准，在公共资源中占有大量份额。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天然载体，红色文化传播在实际生活中面临形式多样、缺乏深度、情感共鸣等方面的问题。在崇尚多元开放的UGC平台中，如果不深入洞悉文化流行的特点，改进传播方式、进行话语创新，就难以激发出广泛的情感基础、在青年文化中取得传播实效。

红色文化现代传播的特殊性

红色文化在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红色文化”“红色基因” 等概念，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肯定了红色文化在当代的特殊价值。

青年是我国网民的主力军，也是各种异质社会思潮竞相争夺的主要传播对象。往往在一个现象起步的阶段，流行文化链条中的各类商家就会对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心理取向展开调查分析，从心理和行为等多个层面着手，促进营销模式和文化商品的情感表达。相比之下，红色文化长期以来主要通过官方媒体、在官方场合进行传播，形成了宏大叙事的传播风格和正统严肃的话风。而红色文化传播这种与市场商业取向拉开距离，无意“流量管理”敏锐度的传播立场，难以与立足于年轻用户心理需求的流行文化内容形成竞争优势。

青年对红色资源的认同，主要从情感的方向性和思想的共振性两方面体现。当代青年在成长过程始终伴有红色教育，对红色文化的认同较高，这种认同需要外化为行为，但青年主动参与和分享红色文化的现象尚未普及。从当前的传播手段看，红色教育通常通过文献档案、影像视频等形式，引领青年重温激情岁月，缅怀先辈事迹；但在摩肩接踵的人潮中，青年们不乏以“打卡”心态浏览红色资源，这就造成身到大于心到，将组织红色主题活动当成“例行公事”的形式，从而缺乏红色文化浸染心灵的形态变化和衍生型。

布尔迪厄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文化再生产理论，涉及文化资本的内涵、形态及其再生产等。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价值形式。红色文化要融入青年流行文化的再生产模式，生成文化资本，需要在情感根基和传播路径双向发力，才能葆有生机，在与时代文化的对话中生长。

培植情感教育：营造内生性的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不仅是观念教育，更是情感教育。感情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古语云“攻心为上”，同样适用于文化传播。红色文化与青年之间，蕴含着人际感情的交流空间。如果能通过感情传递、感情交流、感情培养，产生心灵上的共鸣，红色文化就更容易为青年人所理解、接受和喜爱，青年自己就会主动传播分享。情感记忆是发挥文化功能的重要前提。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火焰的传递。感悟峥嵘岁月，须得“走心”。红色文化需要扩展情感载体，将“人”“物”“境”结合，助燃对红色教育的情感记忆。

青年人是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的一代，对红色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基础，带有内生性红色文化基因。每逢国庆节，老师握着年幼学子的手，一笔一画学写“祖国生日快乐”；小朋友看到独具匠心的红色文创，请求妈妈“我想要一个红军叔叔”，这样动人的场景背后都是心有所感。

正如《后浪》所言：一个国家好的风景，就是他们的年轻人。武汉疫情期间，无数青年人自发驰援武汉；袁隆平院士去世噩耗传来，以各种形式悼念的人群中，令人动容的便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庞——出现在追赶灵车的人群里、手持菊花的人海中；不能到场的青年自发组织“光盘行动”，甚至在虚拟的线上游戏世界，在无人组织的情况下，大量玩家穿着黑白的衣服，在公共频道发表悼词；……一切都在佐证，当代青年的血液里，对敬业奉献、服务人民的精神有自发性认同与天然的动力。

当代青年呈现出像爱“爱豆”一样爱国“的”粉丝——“他们将祖国视为偶像，主动在线组织行动”为阿中哥哥打“CALL”，维护国家形象与尊严，与污蔑中华的言论进行坚决抗争。当代青年是抗争996、科层制、抵制既定程序的一代，但当他们感受到强烈的意愿、感受到个人的主体性，便会自愿参与爱国爱民的行动。红色教育所需要的不是给予他们既定的教育程序，而是挖掘红色文化中的“燃”点，突出红色文化在革命时代与和平年代都亘古不变的、激动人心的精神价值，才能激发青年一代的情感动力，让青年在参与红色文化的过程中找到动力和主体性。同时，红色教育要改变“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使青年拥有表达、对话和行动的渠道，创造条件让青年自发组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行动，形成青年行动对红色文化的反哺。

助燃创意传播：链接红色文化与日常生活

当代中国青年是既有全球意识又具备深刻民族认同的一代。他们成长于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时期，具有较强的文化自信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在消费层面，这一点体现为对国货的高度认可、对国潮品牌的强烈追捧。流行文化工业正是敏锐捕捉到青年消费价值观的走向，不断将中国元素、爱国理念元素与现代感的设计结合。比如诸多国货品牌，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表达演绎为视觉图案、运用大量民族元素作为设计语言，让“国风”与街头文化、潮流文化紧密结合；为了体现“国货”标识，有的商家更是将“中国”的大型标志缝在了服装前胸的醒目位置，一炮而红，供不应求。

现代社会，青年的消费需求已不止于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而是越来越出于对商品象征意义考虑的文化消费——购买一种商品不仅因为“有用”，更为了表明态度与自我展示。在追求合理与实用的同时，他们更加注重精神的归属和个性的表达。在国潮消费中，他们主动将爱国爱党与消费偏好进行链接；“国风”热潮折射出的，是一代人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自觉。当新一代青年把民族认同作为标签、把国潮作为自我标识的个性，红色文化就自然沁入了时代新人的日常生活，流行文化和消费也成为红色文化的有效载体。

我国的青年文化相对而言是新生文化，同流行文化在不断磨合互动中共同前行；红色文化也始终处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中，两者都在探寻更适应社会发展与传播的文化形态。当下，已经开始出现红色文化与流行文化的交融现象，如B站《红色说唱》用RAP说唱的形式表达爱国感情，部分作品被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转载；近年来横空出世的“剧本杀”热潮中，层出不穷的“红色剧本杀”大受欢迎，体现出红色文化和青年流行文化兼容互通的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国家形象的宏大叙事，首次与可爱相互链接；萌文化背后，潜藏着青年一代的文化规则。流行文化正是通过把握青年文化的反哺对市场的独特的导向作用，把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转换成文化理念与商业产品，从而获得可观的流量甚至直接的经济效益，推动文化的扩散。

当下青年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强烈的情感和快感驱动。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崇尚快乐文化，需要具有高度亲和力的表达方式。也正是他们求新求异的特质，能够及时地把世界潮流、审美倾向、价值观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与信息注入日常生活中，成为社会大众所追求的理想化生活目标。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红色文化需要放下正襟危坐、软化生硬的传播方式，与流行文化“破壁”合流、互相扶持，让红色文化得以日常化和审美化；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从历史话语向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的转变，潜移默化地将红色教育内化为青年一代的精神需求和行动渴望，建设可敬同时也可爱的红色文化，让可亲与流行成为红色文化的新名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青少年网络舆情大数据预警体系与引导机制研究”（20&ZD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